中国画坛怎么就成了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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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体市场说了算？
1992年，一位画商走进一位艺术家的工作室，惊奇地发现眼前堆积了那么多的精彩之作，心中窃喜，却故意面无表情。艺术家则诚惶诚恐盯着画商的一举一动，生怕这位财神擦肩而过。最后，在艺术家千恩万谢下，画商以难以置信的低价把其作品全部搬走。请读者相信，这不是虚构，这位艺术家现在已是公认的大腕，作品早就成了市场的抢手货，价格之高令人咋舌。
是的，我们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中慢慢适应环境的变化，从一门心思专注于艺术和学术转变为对日益蛮横的市场的唯命是从。关于市场对艺术和学术的有益或是有害不是我要谈论的话题，其中的因素太复杂了，关系到每个具体的不同的对象。我只是提问，在现今，市场上那些炙手可热的艺术家的及其作品，是不是可以作为艺术史研究的材料？因为，从国际上成熟的艺术市场看，市场是跟着艺术史走的，换句话说，凡能够进入并在艺术史占据地位的艺术家及作品，才值得收藏和投资。这里面所起作用的环节很多，美术馆、博物馆、公共艺术机构和赞助制度，专家和收藏家等等，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和相互制约的循环系统，金钱在其中只是一种标签，代表了某个艺术家或某件作品的价值和认知度。
我想指出，尽管艺术史是市场的最终标准和尺度，但对于当代艺术家和作品而言，以往的艺术史是没有参考价值的。因为一切都在发生和发展中，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淘洗，我们无法找到现成的依据。例如，张晓刚、方力均等人，他们何以变为众人瞩目的名家呢？结论应该是，他们创造了自己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独特性，缺少他们，便给书写中国当代艺术史带来严重缺失。按此说法，可以推断出一个规律，即使那些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艺术现象，亦可以从新颖、独特和独创这种角度来判断某些艺术家及作品的价值。
有一次，我与国外一家著名博物馆的负责收藏的研究人员交谈，向其请教这方面的知识，她的一个观点让我记忆颇深，她说，最简便的办法是，收藏那些在以往艺术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图式、新材料、新手法之类作品，里面一定会出现未来的卓越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一定会进入艺术史。她还说，这一点上，画商有时候比专家更善于挖掘新人新作，其敏感度超过了艺术史家和批评家。联系到开头我说的故事，能够证明，市场永远不会决定艺术史的走向，但我们对艺术史的检索，有很多结论可以从市场的表现得到验证：艺术史不是孤立的，尤其在当代，它是在市场中获得养料的，两者的关系并无尖锐冲突。因此，我还得补充一句，真正的购买是对艺术史的购买，真正的收藏是对艺术史的收藏。
艺术害苦了多少人？
我没有统计过，全国有多少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艺术家，以及更多的这样的后备军？ 就我身边的情况而言，许多立志要当艺术家并以此谋生的人正在经历“成名”前的苦难：生活拮据，心情黯淡，经常怨天尤人而又盼望出现奇迹。这是不难体谅的。艺术家在我们的时代不是稀缺资源，艺术与市场的关系又那么密不可分，大多数想当艺术家的人是奔着有名有利去的，目的性非常明确，一切与此无关的东西都变得无足轻重。
平心而论，任何人都应该争取过上好日子，艺术家并不例外。不过，古今中外的无数事例告诉我们，催动艺术家不断奋斗的力量不是过好日子的愿望，因为这样的愿望实在是太初级了一些，有许多其它办法可以达到。我不想在这儿做启蒙教育，讲述那些优秀艺术家的故事，我只打算直截了当说，为了过好日子来当艺术家的人趁早收手，下这样的赌注风险很大，到头来好日子没过上，艺术也没起色，多让人窝心啊！
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大帮后起者把那些名利双收的艺术家当做刻意模仿的对象，或多或少带有消极色彩。一位不断与我谈论自身处境的学艺中年，挂在嘴边老是那几个人的名字：方力均、岳敏君、张晓刚……他大概常常做这样的比较，一旦时来运转，自己也会与那几个人一样，名气很响腰包很鼓。但是，我没法与他说，他的才智平平，艺术上毫无建树，名气响起来腰包鼓起来的可能性似乎太小了。
我想以这个例子说明一个道理，其实艺术是不害人的，害人的是艺术之外的东西。这么多人眼巴巴地等着靠艺术过好日子，艺术是佛么，会普渡众生么？我觉得如果剔除过于实际想法，艺术给人生的益处反倒会突现出来。马克思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人都是艺术家。博伊斯则把艺术的概念加以扩大，宣称现在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这样看来，艺术与人生不是一个实际的利益关系，而是通过艺术来挖掘和拓展人生的丰富性。当然啦，我不敢发挥得太玄乎了，空洞的大道理谁都会说。我还是善意地提议，那些吊在艺术这棵树上急切地盼望着过好日子的人，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早点下来，干点别的也许更好。
有话直说
前不久，老友来访，不免谈论一些艺术方面的事，不料老友有心将我们的随意谈话录了音，并整理成文，我看了一遍，虽然了无新意，多是些老生常谈，但有的问题还是具有针对性。正好《当代美术家》杂志约稿，于是我征求了老友的意见，把我们的谈话加以修改和节选，发表出来，以供读者参考和批评——以下便是我们的谈话：
友：我注意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批评家大多变成了活动，变成了被人诟病的“赶场子”的人，他们出现在各种热闹的利益场所，做一些与身份无关的事情，做为批评家，你觉得这现象正常么？
李：正常和不正常是以某个标准来衡量，这个标准是什么？说实话，我无法确立它。批评家变成活动家，到处赶场子，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假如他们呆在书斋里辛辛苦苦写文章，读者在哪里？假如他们的苦思冥想只是自娱自乐，谁肯坚持？这里，我不得不用黑格尔那个历史主义的宿命命题来做挡箭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么说吧，批评家的好时光已经不复存在，批评家的发言权虽在但无人理会……
友：你指的好时光怎么理解？
李：若干年前——具体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批评家有一度是很风光很出彩的。他们几乎掌握着所谓的话语权，是某种价值指向的制定者，是是非得失的评判者，是貌似书写历史的一群思想和观念的精英。这显然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一致。因为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价值指向尚不明确，很多事物处于尚未展开的雏形之中，需要有人批判、叫喊、推动等等，给了批评家用武之地，这是昙花一现的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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