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坛怎么就成了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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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体所以，那些打算把美术馆当做一块肥肉对待的人——认为可以在艺术品市场急剧升温的时候狠狠赚上一票，都是些急功近利和目光短浅的家伙，嚷嚷得再凶也白搭，也就是草台班戏而已。我想至少应该设置一个底线，譬如，对美术馆的性质、功能、作用和投入画出清晰的轮廓，对收藏、展示和研究都有比较热忱的愿望，以及在投入方面没有过多的后顾之忧，诸此因素，都已具备或者可以具备的情况下，考虑做起美术馆来，才基本上是靠谱的。美术馆不是菜市场——它有它的准入要求，拜托那些被幻觉和梦想弄晕了方向的人，清醒清醒再作决定，免得害人又害己。
失语的快感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感觉自己患有一种失语的症状，原因无非是面对气象万千的现状开不了口。这也难怪，如果在众声喧哗中再增添几声喧哗，是做得到的，毕竟咱从前也风光过几天，说出的话是有人乐意听的。但几声喧哗有什么意思呢？如果要开口总该有些内容和分量吧，所以，失语并非全然是坏事。
另一个原因是，即使我主观上想说什么，也很难准确而完整表达出来，一方面是缺乏现实针对性，另一方面是没有论说的思想依据。记得前年我参加深圳美术馆举办的论坛，与会者大多是圈子里的熟面孔。我发现，诸位发言者几乎都对流行的国外理论权威如数家珍，凡谈到我们面临的现象，必找出对应的国外权威作为依据。最可笑的是，前一位发言者若提到某个新近出现的国外理论家，后一位发言者必定会不甘落后地跟着大谈这个新近出现的理论家的最新观点，以示自己是多么合潮流，多么不落伍。这是值得深思的，我当时是这样说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失去思考能力了，除了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外，说不出一点自己的东西了，倘若再连一点现实的针对性也丧失殆尽，那就可悲之极端了。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不断地悲观地谈到，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理论上的真空状态和话语权上的全面丧失，是因为传统的思想理论资源无法在现实中生效，我们现在拥有的思维和话语系统是西方的泊来品，而非自身的原创的东西——换句话说，与所有非西方地域的情况一样，在我们头顶笼罩着西方的厚厚的云层，我们的思想和理论矛头根本无法将其穿透。我的一位朋友曾经雄心勃勃企图建立一套宏大的哲学理论体系，并出版了洋洋洒洒几大本著作。我毫不留情地向他大泼冷水，我说了，凡试图这么做的人，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这种情况下，鲁迅是做得最好的，比所有人都做得精确和彻底。因为他抓住了一点，那就是现实针对性。鲁迅从不打算建立体系，反而常常宣称自己的文章速朽，这是他高人一筹的地方。在当下，批评家也好，理论家也好，能做的也就是尽量使自己保持清醒的现实感，把握住现实的针对性，那便算相当不错了，在现今理论空间如此狭小的状况下，一个知识分子的现实感要比想入非非的思想理论更值得肯定。
我的失语症状让我获得快感，不是一种自虐狂的自我宣泄，恰恰相反，它使我得到进一步清理那种不切实际的幻觉，以及排除那种毫无来由的盲目性。古人说，知之为知，不知为知，是知也。我觉得至少应该有这样的自省能力：了解自身的欠缺，在这种前提下，才能够获得这个范围内的自由。所以，我说鲁迅是做得最好的，他给了我们坚定信心的启发，抓住现实的针对性，在各种限制和受压的缝隙中，保持清醒，然后发出自己的真实的声音。
市场的敏感和批评家的迟钝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寄希望于批评家的眼光和公正，寄希望于批评家对艺术现状的准确判断，因为这是批评家的职责——他们吃这碗饭，当然理应如此。 然而，眼下的批评家是否满足了人们的期待，是否恰如其分担负了自己的本分，却要打上大大的问号。上海的王南溟一锅端地痛斥批评家座台，话虽难听，不能不承认其中的几分真实性，而真实总比虚伪要可贵。
批评家为什么腰杆子硬不起来？这个问题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但概括地说，还是金钱的作用为第一。我在和一帮子所谓的著名批评家一起活动时，绕来绕去绕不开一个话题，付出和收入——这也难怪，批评家眼看着那帮和自己一块儿混出来的艺术家已腰缠万贯，阔绰得要命，心里有点不平衡，有点酸溜溜，实属正常。问题是不平衡和酸溜溜带来的后果却不那么令人容易接受，譬如，利用手中的笔开拓生财之道，譬如，不断东奔西颠赶场子捞好处费，譬如……诸如种种，他们心不在焉了，价值观变了，气也短了，所以变得越来越迟钝了。
我们曾被那种伪道学害得够惨，什么安贫守道，什么坚持信仰，批评家的七情六欲和人间烟火都得落实，而且标准还得水涨船高，所以，想多挣点钱，想奔小康中康大康，亦不是丢脸的事。但是，批评家手中的笔毕竟不是用来开掘金矿的，如果致富的念头实在狂热到了不可抑制的程度，干点别的也许效果更好。在此，我透露一点自己的小秘密：以前我和其他批评家一样，写文章收费，而且据说我的收费比同行高出一些。彭德为此在一个会上赞扬我，没有知识分子的臭毛病，该拿多少，明打明的拿。——说实话，当时我还沾沾自喜过。但是，我发觉情况不该是这样的，说是出卖劳力也好，出卖脑力也好，结果都不对。皮道坚曾说艺术家花钱买广告词，那么，我们就是那些泛滥成灾的广告词的制造者。今年年初，我打电话给彭德，告诉他，以后绝对不再写收费文章，如果他发现我偷偷地写，授权他抽我。
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广泛使得批评家找不到北，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对艺术实践的影响力，把支配权乖乖地交给了市场本身。在批评家变得迟钝的同时，市场却开始敏感起来——因为涉及到巨大的投入，涉及到保值增值，涉及到从短线到长线的操作，涉及到从国内到国际的交流合作，必然地考验着从业人员的素质，也抬高了进入这个圈子的门槛。与前些年的盲目、无序和混乱相比，当下的市场确实是敏感起来了，由市场挑选和培育的艺术家成了一种新的风景——它建立在时尚风气的基础上，建立在艺术市场的从业人员和少数有钱人合谋的基础上，建立在单向度的霸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得郑重其事地补充一句，批评家的迟钝和市场的敏感是阶段性，是金钱对艺术的暂时性的胜利，长远地看，艺术才是永恒女神，金钱呢？——以从前仁人志士的口吻说，金钱不过是粪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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