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上一篇文章：古代书法市场的逆袭时代还有多远？
- ·下一篇文章：大气磅礴，云天高歌——读林中阳书法
假我韶光数十载 更将硕果献尧天——访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先生
而《访于右任先生故里》(二首)，其一云：
嵯峨山下白渠滨，毓秀钟灵降伟人。爱国热忱燃笔底，诗豪草圣冠群伦。
其实，诗中的“爱国热忱燃笔底，诗豪草圣冠群伦” 二句，虽是吟诵于老之句，但若用来形容霍松林先生本人，又何尝为过!
形象思维兼两论 当代文心再雕龙
1951年初，霍松林赴西北大学师范学院(该学院1953年从西北大学独立出来，改名为西安师院，后改名陕西师范大学)任教。从此，霍松林走上了一条专力于教学、科研而又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
到校伊始，霍松林就承担了文艺学、现代诗歌、现代文学史三门新课。在极少参考资料的情况下，他只能边学边教，自己动手，拟出提纲，一节一节地编写讲义。到了1953年秋，几经补充修改，完成了26万字的《文艺学概论》，由学校打印，先后作为高等学校的交流教材和函授教材。因供不应求，由校方推荐给陕西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正式出版。这样，便有了我国最早的一部新型文艺理论专著。
“本书的主要特色在于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如果说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特色使《概论》获得了历史的厚重感，变得深刻，那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色，又使《概论》变得富有生气，显得生动。”
文艺理论家、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志明教授在《霍松林的文艺理论研究述评》中这样说道：“《概论》不仅开了建国以后国人自己著述系统的文艺理论教科书的风气之先，而且发行量大，加之其前已作交流讲义与函授教材流传，影响及于全国，大学师生、文艺工作者、中学语文教师以及文艺爱好者，不少人都从中得到教益，受到启发，笔者即其中的一个。不少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前期的大学中文系学生，其中有些今天已成为专家，还不忘《概论》在当年如春风化雨给予他们心灵的滋养。”(《人文杂志》1988年第2、3期)
文艺理论家张炯先生指出：该书“对文艺的审美特征，包括艺术的形象性、典型性、审美功能、内容与形式、题材与风格的关系等等都有相当详尽的论述，正是有助于读者全面地去把握文艺的审美规律。”对于指导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进行创作，也起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
《概论》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究不可没，它更具一种界碑的价值和意义。
1982年，经过对《文艺学概论》的增删修订，霍松林完成了37万字的《文艺学简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两论”是霍松林先生研究文艺理论的力作，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领域的力作。作为教材，它把一代代学者引入文艺理论的殿堂;作为理论专著，霍松林先生构建了体大思精的理论体系，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有独特的见解，决不随波逐流，决不蹈袭他人，自成一家之说。(孙明君《霍松林先生治学门径管窥》)
“两论”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体大思精，包容宏富，具有严密的系统性和突出的独创性。举凡文艺的特质、作品的构成、文学的种类和创作方法等等，无不纳入著者的视野，覃思精虑，别类分门，条分缕析，新见迭出，充满着一种理论开拓的勇气和智慧。史的眼光和明确的现实针对性是两部书的第二大特点。通读“两论”，我们感触最明显的是作者那种不拘不囿、继往开来的史心识力，是那种立足现实，为解决当前文艺难题而努力思考的情怀。诸如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建立中国现代格律诗的问题、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关系以及赋、比、兴与形象思维的关系等问题，无不论析精到，立论允当，兼及古今，而又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尚永亮《浩气由来塞天地 高标那许混风尘——霍松林先生学术传略》)
由此，“两论”被学术界誉为“当代《文心雕龙》”，实在是确当至评!
1956年，《新建设》5月号上发表了霍松林《试论形象思维》的长篇论文.，是国内以专题形式论述形象思维的第一篇理论文章，产生了广泛反响，启动了有关形象思维的第一场学术论争高潮。
陈志明教授评价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了一部广有影响的文艺理论教科书，60年代后期因为早年发表过形象思维理论而险遭灭顶之灾，仅仅这样两点，就足以使建国以来的文艺理论批评无法抹去霍松林的名字。”(《霍松林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述评》)
谁能料到，在“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先是《红旗》杂志1966年第5期刊登了郑季翘(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宣传部长，分管文艺工作)的《在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一文，其中点名批判了以群、蒋孔阳、霍松林及李泽厚等人。在此文中，郑季翘多次点霍松林的名，引述他的有关论述无限上纲，说什么“所谓形象思维论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正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一个认识论基础”。紧接着，《光明日报》又将此文全文刊登。
但凡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两报一刊”在当时具有何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两报一刊”点名批判在当时又意味着什么!很快，霍松林就被其时尚存的西北局定性为“西北地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向陕西师范大学派下工作组，专门组织批判。当“文革”中各级机关瘫痪后，霍松林又被校内造反派组织轮番进行批斗、抄家、关牛棚、监督劳改、挂牌游街。(霍有明《“滋兰历劫又飘香”——家父霍松林先生印象》，《名作欣赏》 2010年第10期)
